傳奇才女張愛玲逃到香港的前前后后(上)

文/秦順天
張愛玲終于通過羅湖橋,到了自由的香港。示意圖。圖為一列廣九直通車通過羅湖鐵路橋進入香港境內。(MNXANL/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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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活得真實一點,無需遮掩、無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賦,給自己掙得一份安穩,但1949年來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面臨了選擇:跑還是不跑?

她觀望過、猶豫過,也嘗試過,實在沒有一點點可以退縮的空間,終于,她一走了之。

對五四運動,張愛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與遠見

與她同時代的作家中,沒有誰的家世比張愛玲更顯赫了: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后代,繼母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中學畢業后,張愛玲到香港讀書,香港淪陷,她又回到上海。

她才華橫溢,3歲即會背詩,7歲寫出第一部小說,19歲成名,多部小說被奉為經典,1943年,張愛玲就已經成為上海最紅的女作家了。23歲時,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三年后分手。后來因為胡蘭成日偽漢奸的身份,深受牽連的張愛玲被公開指責謾罵,但她從不辯解,始終一言不發。

上海常德公寓。張愛玲曾于1942至1947年居住在這座公寓5層的65室,并在此期間發表了《傾城之戀》、《金鎖記》等作品。(Livelikerw/Wikimedia Commons)

張愛玲本能地反感中共領導的左翼文學,她的文化認同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受上,對“五四”運動,張愛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與遠見。

在形容音樂的一段文字中,她說自己不喜歡交響樂,用了“五四”運動做比:

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后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于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早在民國時代,有人問張愛玲,能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說自己不熟悉,“不會。要末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后來明白這些舊家庭的老媽子也不能算作無產階級,她也就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

上世紀40年代左翼文學風行時,張愛玲曾對朋友說,她感到一種壓力,一種非要她寫什么的壓力。那是當時作家都面臨的必須趨同的政治壓力。

1946年,張愛玲在溫州。(公有領域)

1949年中共執政以后,張愛玲以往的作品被歸入小資產階級類,不過,她也被中共列為可以“爭取”的對象。

1950年,她不得不開始嘗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寫出長篇小說《十八春》。小說結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書在上海引起轟動。盡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權靠攏,書中的一句話還是透漏了她的敏銳與清醒:“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半年后,張愛玲寫出了《小艾》。她原本構思的小艾,為了脫離底層的卑微身份,曾主動挑逗席家少爺。與排字工人結婚后,小艾一心想發財,待到“解放”后,小艾才發現,發財是沒有指望的。張愛玲很清楚,在當時的“新中國”, 現實中真實的人性,是不能寫的。所以后來她改出了一個“無產階級故事”:“舊社會”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爺強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產,最后與排字工人結了婚,苦苦掙扎之后,小艾才等來了好世道:一個被“解放了”的“新中國”。小艾幻想著,自己將來的孩子,會處于“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幸福的世界”。

1950年,年輕的張愛玲被禮遇,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她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網眼絨線衫,雖然坐在后排,也未發言,但在五百多人幾乎統一的藍色和灰色海洋里,這副舊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還是使她成為“異數”。那時“新中國”最時髦的裝束,男士皆著中山裝,女士皆著列寧服。

不久,張愛玲被安排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兩個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惱,因為所聞所見,使她覺得自己無法“寫英雄”、“歌頌土改”,“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

1951春天,弟弟張子靜最后一次與姐姐張愛玲見面,問她對未來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張愛玲說:“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逃到香港

年底,中共要求在校教職員及高中以上的學生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這種中共特色的“思想改造”運動迅速擴大到知識界、文藝界。所有知識分子都要進行思想改造,人人過關。張愛玲這種資產階級作家,當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與胡蘭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脅”,她預感到“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她拒絕了夏衍的挽留,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為由,準備離開“新中國”。

在《對照記》里,張愛玲描述了她申請出境的過程,當時她穿著一件素凈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辦護照:

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仿佛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幸而調查得不很徹底,沒知道我寫作為生,不然也許沒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準出境, 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于國際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樣,要灶王爺 “上天言好事”,代為宣揚中共政府待人民的親切體貼。

擔心夜長夢多,張愛玲只告訴了朝夕相處的姑姑。申請被批準后,張愛玲提著簡單的行裝離開了上海,連小說手稿都沒敢帶,她卻帶走一副兒時的包金小藤鐲,“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臨走前,她預感未來難測,為避免連累姑姑,她與姑姑相約:以后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她保存,二人就從此決別,再無相見。

1952年7月, 32歲的張愛玲乘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出境。

示意圖。圖為從深圳望向羅湖橋。(公有領域)

過海關檢查時,張愛玲忐忑不安,緊張至極,生怕被扣下。通行證上,她用了化名,海關檢查人員也許是她的讀者,記得她照片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她,問:“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她一驚,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是”。

《對照記》里,張愛玲寫了去香港的羅湖過境:

那邊香港的檢查站也一樣的簡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們的證件收去查驗,拖了很長時間。……一個解放軍士兵在關口站崗,穿著皺巴巴的軍裝,一副樸實相,看樣子是從北方來的農村小伙兒。他看人們曬得可憐,便忍不住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陽處去站著吧。”

他揮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樹蔭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氣、討好地笑笑,卻沒有一個人肯動地方。人們緊緊地貼著柵欄,生怕一離開隊伍就會過不了關。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寫了在羅湖橋過關:

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還認為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舍。挑夫,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只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她終于通過羅湖橋,到了自由的香港。@*#(待續)

參考資料:

《張愛玲文集》
莊信正編注《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
殷允芃《訪張愛玲女士》
香港 哈耶出版社《張愛玲的閨密》
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

責任編輯:李婧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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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可追溯到三十年前港人義救89六四學運人士的“黃雀行動”。“黃雀行動”始于1989年6月下旬直至香港政權移交前,香港商人、藝人、黑道曾募資千萬,前后將七八百名89“六四”人士成功從大陸救出,安全抵達海外,其中包括被中共內部通緝的趙紫陽次子趙二軍的妻女。
  • 李景均,1912年出生于天津富商之家。其父是經營出口貿易的“桐油大王”李銳,是位基督徒。高中時,李景均被送入英國傳教士辦的天津英中學院。大學時,李景均進入美國傳教士辦的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后,李景均赴美國常春藤名校康奈爾大學,主修遺傳學和生物統計學。
  • 抗戰時期的香港起到了物資運轉樞紐和巨額款項輸送渠道的重要作用。國民政府在港設有專門機關負責對外采購和對內輸入軍用物資。軍政部、貿易局、交通部、中央信托局都有駐港辦事處。抗戰初期,約75%的外援物質都是從香港經廣九鐵路運送到廣東和全國各地。九龍啟德機場每天都有定期航班飛往重慶運輸大量物資。
  • 1941年12月8日7時,香港啟德機場上空,突然飛來幾十架飛機,緊接著一陣猛烈的爆炸聲響起,香港街面上、酒吧間電影院里享受著生活的人們,望著遠處濃煙滾滾的天空,疑惑地抬起頭:“70%是防空演習,報紙上沒說戰爭已經逼近了呀。”
  • 上個世紀50至70年代,發源于梧桐山的深圳河,被國際社會稱為中國的“柏林墻”。 對于數百萬渴望自由的人們來說,那里是天堂與地獄的分界線。大陸50年代以后的各種政治迫害,包括屠殺、饑餓與貧窮,使民眾不得不想方設法逃離,當時香港幾乎成了最近的一處“天堂”。
  • 誠如張愛玲所預言的那樣,中國在中共的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壞,至少八千萬中國人受到中共的迫害。張愛玲當年的轉身離去是何等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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